甘当“铺路人”

——记全国保密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云南省保密局局长鲜勇

◎本刊记者  张素英  特约记者  刘骁勇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情况十分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保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一度成为闻名全国的“红头文件出口”省份，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

    1998年，鲜勇被调到省保密局负责全面工作。10年来，云南的保密工作不但取得了突出成绩，一些工作还走到了全国前列。2001年、2006年，省保密局分别被评为全国“三五”、“四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鲜勇也因出色的工作表现，于2006年被评为全国“四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评为全国保密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

    把一个“红头文件出口”省变为全国保密工作先进省，鲜勇是怎么做到的呢？

　“向我看齐！”

　　鲜勇一上任，就发现自己这个局长不好当：省保密局机制不顺，人员配备不齐，经费不足、工作基础薄弱。鲜勇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光讲大道理无济于事，必须用实际行动释解疑虑，增强大家的信心。

    于是，在一次全局大会上，出身革命家庭、下乡当过知青、在军队历练过多年的鲜勇提出了“真抓实干，向我看齐”的口号。他说：“维护国家秘密的安全，是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必须珍惜岗位、重视这份工作，做一名把守边疆保密工作的‘守护神’。在此，我向大家保证：我会认认真真学习，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树立好云南保密工作的对外形象。我说到做到，绝不打折扣。请大家向我看齐！”会议开得很成功，同志们报以热烈掌声的同时，对这位新来的局长充满了期待。

    鲜勇的首要任务是加强队伍建设，他逐渐调整了懂计算机、法律、文字能力强的人员来充实保密队伍。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省保密局的队伍都有了较大的结构改变，人员从以前的20多人发展到了现在的3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97%。

    工作开展的成效如何，制度建设是关键。因此，鲜勇的第二个计划是理顺关系，完善工作规范。在他的带领下，省保密局除新修订了云南省委保密委工作职责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外，还建立了每周局处室、中心领导碰头会制度，月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建议制度，案情通报制度和聘请法律顾问咨询制度等。

    很快，绝大部分规章制度得到了贯彻落实。但在执行建议制度时，一部分同志对这一创新之举并不习惯，只提一些“注意身体”之类的“建议”。看到这些不关痛痒的“建议”，鲜勇急了。在一次全局大会上，他用中指叩着桌子加重语气强调：“局领导班子是真心实意想广泛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以大力改进我们的工作。大家如果还有顾虑，我建议提意见的人不署名，将意见或建议写成纸条从办公室门缝塞进去。”一时间，各种帮助领导出谋划策、有利于促进工作开展的意见、建议纷纷涌进局领导办公室。

    上述制度的实施，保证了干部职工参与全局建设的权利，激发了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实现了从“一人说了算”，向“大家都参与、都监督”的转变。在鲜勇带领下，省保密局班子团结、作风民主、上下和谐，被省委领导和办公厅领导树为办公厅的典范。

哑铃式工作架构

　　云南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无天然屏障，如果一份涉密文件失窃，当天就可能出境，如何定位全省的保密工作地位？鲜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实地调研，本着“发展、创新、服务”的工作要求，鲜勇总结出了要“发展具有云南特点的区域保密工作，分清层次、抓住重点、把住国门”的工作思路。他将全省16个州（市）划分为三个层次，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式工作架构：第一层是分布在边境线上的8个州（市），第二层是地处内陆的7个州（市），第三层是党政军机关和涉密单位较集中的省会中心城市昆明。

    在三个层次中，“两头”是省保密局指导、监管的重点：第一层的重点任务是把住国门，严防涉密文件流失境外；第三层工作重点是把住国家秘密产生源头；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二层按一般内陆地市的标准开展工作即可。

    令人称道的是，鲜勇将对省委、省政府党政机关的保密管理体现在周到的服务之中。

    在每位新任省级领导上班的第一天，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办公室竟然被“查封”了——“云南省保密局封”的封条赫然拦住了去路！揭下封条开门进去，会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两本保密笔记本，下压一张纸：“某某领导：您的办公室根据保密要求，已经进行了技术检查，请放心使用。今后如增加办公设备，请与省保密局联系。保密本用完后，请到省保密局领取。”笔记本的旁边，是一份关于省保密局机构、人员花名册及云南保密工作历史沿革的简介。

    这一创新之举，自鲜勇任保密局长开始实行至今，虽然好评如潮，但受到的非议也不少。有的同志批评他：胆子太大了，领导的办公室都敢封！

    鲜勇却不以为然，他说：“各级党委、政府是产生秘密的源头，做好各级领导的保密服务工作就是最好的为领导服务，为领导负责。把好龙头、杜绝泄密隐患，是我们的法定职责。只要有利于保密工作，我们都应该去尝试、去做。如果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突破体制束缚的创新之举

　　鲜勇全力推动全省保密工作发展创新，甚至突破了体制、机制的束缚。

    1999年，省保密局在酝酿筹划成立涉密文件销毁中心时，时逢鲜勇到任，他亲自负责拟制具体实施方案。对销毁中心的工作，大家的理解就是坐等各单位上门提交涉密文件资料，中心负责销毁。“这种工作方式太被动了，怎么才能主动出击呢？”鲜勇盯着方案，思索着……

    机会来了：在一次省委办公厅召开的秘书长、主任会议上，当讨论涉密文件清退问题时，因涉及到要在办公厅行政处（室）下增设事业机构而难以决定。与会的鲜勇略一沉思，便大胆提出在不增设事业机构、只增加2～3个事业编制的条件下，由省保密局下设的销毁中心具体操作的建议。与会领导一致赞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保密委主任杨应楠当场拍板：“好，这事就交给保密局负责！”

    每到年底，省保密局按照机要交通处提供的发文单通知各单位上交需要回收、销毁的涉密文件，办理清退手续。由于每一份涉密文件都有编号，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如果哪份文件未能及时清退，只要顺藤摸瓜，问责该单位即可。这样一来，销毁中心就形成了涉密文件清退、回收、销毁“一条龙”服务。

    有人指责省保密局“手伸得太长”，越俎代庖。鲜勇耐心地解释：“将文件清退工作纳入销毁中心，并建立监督举报机制，不但能更有效地监管国家秘密，而且还有利于提前发现泄密隐患、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

    鲜勇任职10年来，从未向组织和领导提过个人的职级待遇要求。他说：“保密工作岗位是我的最后一站，做好工作，带好班子，抓好队伍建设，推动云南保密工作驶向快车道，向更高水平发展，是我的目标和责任。为了保证这辆列车正常行驶，作为领导，我情愿当一名‘铺路工’；作为一名保密干部，我愿做一块‘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