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中国摄影断代史

陈彤

        《红旗照相馆》是一本很独特的书。对于我来说，最震动我的，并不是书中那三百多张珍贵的史料照片，也不是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更不是书中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是是非非，最震动我的，是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拍摄这些照片的人和那些因为这些照片而改变了的人生。
　     比如贾化民，书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儒雅有气质，符合他的“资本家”家庭成分。他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1958年，他去看了“大跃进摄影展”，完后写了一篇247字的观后感，说“在全部展品中，还选不出一张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图片”。很快，由中国摄影学会牵头组织，批评逐步升级，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他在摄影组的其他5位同事对他的联名揭发。贾化民终身未婚一生坎坷，但更冤的是当时批评他的陈正青。陈1936年就参加了红军，属于典型的革命队伍中培养成长的摄影干部，其著名作品“开国大典”为他自己奠定了在摄影界的江湖地位。他批评贾化民在对待“大跃进摄影展”问题上“政治麻木”，可后来他却因为“政治麻木”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1966年，他遭同事揭发，整理照片时，按年代排列，竟然把蒋介石的照片排到毛主席的前面！抄家，审问过后，他和妻子何慧（曾任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组长）在家中双双自杀。
　     再有，《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竟然因为同行洪克的一篇文章，被“群众专政”、“流放”、“不许乱说乱动”，蒙冤20年。
　　  事情发生在1957年，洪克28岁，任中国青年报社摄影组组长。他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表《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文中说：“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同志说：‘同志，请你让开点！’……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这位矮胖的同志就是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左叶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创造了我军军史上的重要范例，这是一位战功累累的军人，打过辽沈、渡江、广西、海南等战役，但现在却因为一个摄影记者的文章，被搞得灰头土脸，其行为被媒体上升到“官僚主义行为干涉阻挠新闻工作”，整个事件被称做“左叶事件”轰动一时。最后，闹到组织出面，召集座谈会，会上，左叶承认当时“精神比较紧张”，“态度急躁”，但是不承认说过“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农业部的官员也都为他作证，之后新闻媒体这边做检查，承认报道失实，然后本来应该在“全体与会成员认识一致”的圆满结局中散会，但偏巧会开到最后，主持人问了高粮一句有何看法，这本来是一句客套，但高粮却没有把这话当成一客套。他证实了洪克文章的真实性。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一年之后，被定为漏网右派，主要罪状就是“左叶事件”。
　　 《红旗照相馆》是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它记录了从1956年到1959年的中国新闻摄影以及从业者的命运和选择。作者晋永权是中国青年报社摄影部主任，我们同一年到的报社，至今我常常回忆起当年的并肩作战——我文字，他图片。说实话，如果这本书不是跟我有着这样特殊的关系，我可能不会关注。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避免“沉重阅读”。所谓“沉重阅读”，就是读那些跟严肃沾边的书。生活已经很沉重了，能躲就躲吧，如果肤浅能让我快乐，我就肤浅着吧。但事实上，肤浅很多时候并不能使我快乐，甚至会让我感到无聊。当我捧读《红旗照相馆》的时候，我重新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正襟危坐的读书感觉，那些发生在上个世纪我出生之前的事情，那些跟我素不相识以后也不会认识的人，那些正在被忘却或者已经被忘却的曾经如此轰动轰动到要组织出面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重大事件，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让我感慨，思考，唏嘘不已，心生敬畏。

照片也会撒谎　

（責任編輯：牛牧(實習)） 《廣州日報》

        如果要言簡意賅地概括《紅旗照相館》，即“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可能去拍照。”（劉易斯·海恩），往前延伸一步，我們可以說：“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操縱了照片。”晉永權為何單單截取了1956年～1958年這短暫的年份？如果作者要著力表現“大躍進”時期新聞攝影領域的全貌，那聚焦在1958年～1960年則更為典型。顯然，作者意在於此，又不僅在於此。跟一般社科類書籍有所不同，《紅旗照相館》在詳盡記述了形形色色的新聞攝影事件後，並沒有明顯的總結性篇章出現，全書的高潮隱晦不明。晉氏如此劃代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新聞攝影界的眾生百像是他的考慮因素，據我猜度，他更是為了追根溯源，為“大躍進”中那些今時看來誇張、黑色、甚或無語的新聞照片的遍地開花求一個答案，荒唐無稽的劇情都擁有一個在某個時段看來甚是合理的緣由。

        在晉永權所求索的那些年份裡，中國的新聞攝影“筆底生花”，孩童嬉戲於稻穀上而稻杆不折，大姑娘舞於棉朵上如翔雲端，新老攝影人想像力井噴，一發不可收拾，《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在回憶中稱，“這詩一般的年代裡”，自己在辦報，又好像在作詩。發人深省的是，全國範圍內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正當“大躍進”運動風生水起之時，這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當時攝影藝術的停滯，以及上世紀90年代中國紀實攝影橫空出世的革命性。時至今日，我們留心觀察，那段特殊歲月裡的攝影遺痕在現代的數碼感光元件上依然有所呈現，甚至濃墨重彩。

        作為“工具”，攝影並非單純無辜的受害者。缺少了攝影的推波助瀾，“大躍進”運動是否仍然積重難返？然而，這樣的假設是沒有意義的。晉永權通過“說謊的照片”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思性的圖像証史，在這個圖像聲音被不斷放大的時代，我們正在參與著一部更為宏大的圖像史的編著，而我們隨身攜帶的，絕不單單是一部相機，或幾支不同焦距的鏡頭。